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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元户”涌现 最穷村踏上致富路

http://www.sina.net 2010年03月11日 11:53 南方都市报
深圳:“万元户”涌现 最穷村踏上致富路
30年前被指最穷的下梅林现在建立了许多高尚住宅。深圳读本记者霍健斌摄


  到底是不是万元户,只要看三大件: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如果还有录音机,就更羡慕。  ——— 李通波

  如今深圳的下梅林片区,商业、教育、交通等配套设施完善,是公认的深圳中心区后花园。而在30年前,下梅林大队却是特区内最穷的大队之一,它的首次发家史被深圳特区首位记者李通波作为试办特区后的致富典型进行报道。

  特区当年有块“内陆”

  特区初建时的下梅林大队位于上步工业区西侧,全队260户,850人,260个劳力,拥有一万亩山地,1700多亩水田,500多亩旱地,山上有茂密的松林,山下有丰富的石头资源,还有闻名的“梅林荔枝”。如今,这里的老人还形象地介绍当时的下梅林是“土地多,山头多,荔枝多”,30年弹指一挥间,下梅林的居住人口已达6万,虽然用地只有400多亩。

  致富前的下梅林大队,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它是最穷之一,主要是相对地理位置而言。”李通波介绍,当时,特区与香港之间拉了一道铁丝网,从蛇口到罗湖桥头,经过华侨旅行社、益田村和新洲南。“靠近铁丝网边的就先富起来,而离铁丝网远的自然村就相对贫穷,下梅林在梅林水库,在当时的特区来说,就好比是‘内陆’。”李通波说,按照当时规定,过了铁丝网就等于越境,但由于历史问题,不少村民的田却在铁丝网那头,皇岗一带村民因此可以持过境耕作证越网耕作。“这样很多人出去走私港货,就相对富裕一点”。

  “全大队每年总收入才十多万元,人平分配长期徘徊在七八十元之间”,这是致富前下梅林大队的年收入情况,与如今年人均分红1.5万元相差悬殊。李通波回忆,这个收入在当时比内地还是高不少,把下梅林当做典型来写,无疑告知一个信息:特区的“内陆”都开始致富了。

  万元户是个新名词

  下梅林不缺乏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年年搞所谓的“整治边防”,所以长年是个穷山村。跟其他自然村一样,创办特区之前,下梅林大队也有不少劳动力偷渡去了香港。试办特区后,不少人看到了未来,肥水不流外人田,回到老家,学习香港,大搞来料加工厂。山上的,田里的,菜地里的,水里的,甚至稻草,可以拿来卖的商品,通通销往香港。1982年,年人均收入达400元,比1978年的83元增长了317元,“不仅还清了十多年的旧债,还下拨4万多元给下面生产队搞生产,加盖厂房”。

  与此同时,位于罗湖的渔农村已是“万元户村”,也是深圳特区首个万元村。“万元户当时是一个新名词,也是一个奋斗目标。”李通波介绍,一家人全年劳动共同创造的毛利达到万元(含有开支),就称为“万元户”。“当时深圳自然村的致富之路,大多与下梅林相同。”李通波回忆,首个万元户出现之后的一两年内,深圳边境上都是万元户村。到底是不是,只要看“三大件”: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如果还有一台录音机,就更羡慕了”。这些家电从香港过来,免税,逐渐走进家家户户。

  孩子免费上学

  “那时候助人为乐蔚然成风,不像现在,住在楼上楼下互不照面。”1983年,李通波走进下梅林村采访致富后的新面貌,发现整个大队助人为乐成风,“社员郑松友家有六口人,承包六亩责任田,由于他跛脚,儿女小,妻子不会用牛耕地,一些社员都义务前来帮耕”。

  慢慢致富的下梅林大队当时大搞集体福利事业,对全大队近百名老人实行包口粮、补贴生活费。“本来只有吃皇粮的才有这样的待遇,农民是很苦的,到老了,没有人养,只能是五保户。这条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钱了才有好福利。”李通波回忆,刚开始,村里给每位老人一年发100元左右的福利,后来每个月发,发多少,由村里决定。但不是每个村都这样,有先有后,有多有少。在下梅林大队,中小学生实行包学费,孩子上学都不用钱。

  ■印象库

  难忘邻里情

  “在童年记忆里,裤子都是打着补丁的。”下梅林股份公司办公室主任、47岁的郑伟贤回忆,30年前的下梅林因为既不靠海,又不靠边境,唯独山多,祖祖辈辈都靠耕田为生。“那时候特别羡慕边境边上的村,他们可以走私,可以搞渔业,我们只能耕田。”郑伟贤说,直到成立特区后,“机会才降临到下梅林村”,在大背景下,三来一补进了村,老人和小孩在家里做手工,年轻劳力结伴出外劳作,一片朝气。

  郑伟贤回忆,那时候虽苦,但村民精神面貌好,每家每户之间的邻里关系也非常融洽。少年时的郑伟贤,常常到处串门找同辈玩,而父辈们之间也是话题不少,谁家孩子闯祸了,全村都会知道。“如今,什么都好,唯独邻里味越来越淡了。”郑伟贤说,这些年,下一代的晚辈之间已经互不认识。

  ■新视点

  长辈忧心“富二代”

  “村还在,祠堂还在,外来人口,来了又去。”郑伟贤不担心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郑氏在下梅林扎根的历史会被人遗忘,但他最担心的是下一辈继承不了前辈吃苦的精神。

  “前几天,我的孩子问我,‘围头’是什么意思,我有些惊讶。”郑伟贤说,“围头”是本村方言,是附近村民的意思,但是现在的后辈早已没有了村的概念。以往下梅林大队下的自然村早已各自分离,但为了维系宗族关系,近些年来,下梅林股份公司除了每年组织大盆菜宴外,还不断为年轻人聚会创造机会,但由于受场地限制,活动规模有限。

  “我们是吃苦过来的,但是我们的后辈却吃不了苦。”郑伟贤说,30年间,下梅林的楼高了,生活好了,“但后辈们能吃苦的少了,比如找工作,好的不够格,差点的不想去,有些孩子都不工作”,坐享其成的富二代,让郑伟贤这代人忧心忡忡。

  ■新闻还原(节选)

  对外开放政策使穷山沟生意盎然

  深圳最穷的下梅林大队富起来了

  本报讯本报记者李通波报道 深圳市最穷的一个大队———福田公社下梅林大队,在试办经济特区之后也开始富裕起来了。去年全大队农工副业总收入达五十三万多元,比办特区前的一九八七年增长三点八倍;人平均收入达四百元,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了三百一十七元。这个分配水平在今天深圳边沿地区虽然并不高,但却有力地说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正在促进贫穷的大队也富裕起来。

  深圳试办经济特区以后,这里迅速扭转乾坤。一九七九年,这个大队便把山上的五千九百多棵荔枝重新进行剪枝、施肥、除虫。结果,一九八零年老树发新芽,一九八一年结果累累,他们将荔枝运销香港,第一次收入十五万元。接着,他们把原来丢荒的三百五十亩地重新开垦出来,加上在耕的一百五十亩水田,拿来与外商合作种蔬菜、养红虫。仅同港商合作经营的一百八十亩地,大队每年就可收取土地管理费三万三千多元,还安排了一百一十个季节工,每天每人可赚五元工钱。此外,他们还同港商合作发展来料加工业,先后办起了电子厂、胶花厂、象牙厂和家私厂,给港商加工各种产品出口香港,去年共收入工缴费二十万元。(《南方日报》1983年1月16日报道)

  本版统筹:深圳读本记者 王莹

  本版采写:深圳读本记者 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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