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先是获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定位，接着成为“新特区”之一，薄熙来的任务与使命，显然是在任期内将这一特区打造成型

　　文  本刊记者 刘彦昆 朱文强 重庆报道   

　　重庆——陪都，直辖市，新特区、未来的西南经济中心。

　　位居长江上游的重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里，都很有重量的。

　　民间学者王康说，重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城市，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被转移到重庆，也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力量和气魄。2009年2月金融危机严冬之际，香港《亚洲周刊》刊载《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该刊社论认为重庆发展理念可媲美抗战精神，将其称作“中国经济的重庆精神”。

　　现实里，重庆正处在“打黑”风暴与“唱红”运动汇流的中心。人们关注它的色彩，却忽略了它的奔跑，“最近四个月当月GDP增长都在15%，全年平均估计会在14%以上”，重庆以急行军的姿态在西部中国崛起。

　　“内陆开放”与“头脑风暴”

　　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说，重庆是一个有些“自卑”的西部城市。

　　在之前的12年里，重庆市的生长路径颇为平静。就算是1997年重庆直辖带给外界的记忆，远不如香港回归来得深刻。

　　2007年12月1日，薄熙来履新重庆。路透社后来的报道直接写为“大人物来到小重庆”。薄在上任表态讲话中说“重庆是西南重镇，而我在东北工作过20年，从东北到西南，正好是一个大掉角，跨度很大。”

　　地理上的跨度和文化上的跨度同样巨大，但这远没有重庆要实现的跨度巨大。

　　在中国崛起的大路上，重庆并非先行者。事实上，重庆的直辖之路酝酿考量长达十年之久，直到“三峡工程”确定上马后，才顺理成章于1997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解决移民问题始终是重庆市的重点工作，直到直辖十年之后，重庆才再次争取到国家大政的照顾，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却需要和“成都”共享这一政策。

　　在媒休开始热议重庆即将成为“新特区”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7年3月8日的全国两会上，给重庆提出三大定位——“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

　　此一政策随后被简称为“314”总体部署。

　　九个月后，升任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受命执掌重庆，媒体因此报道称薄是来解题的。薄自己也坦言：完成“314”部署“是我到重庆来的根本任务”。在宣布薄熙来的任命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评价薄称其“决策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善于处理复杂问题。”

　　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利用自己的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地向世界推销“重庆”。他请来的重量级客人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以及福特、西门子、拜耳、安利、普利斯通、伊藤忠、三井物产、怡和等跨国企业巨头。

　　但重庆官员的作风与形象显然难以令薄满意，他毫不讳言地说：“领导干部是开放的第一品牌、第一形象。”

　　薄熙来改变官员的第一步，就是将他们赶上电视。2008年，“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电视辩论赛，给重庆官员掀起一股“头脑风暴”。薄熙来亲自出题，均紧扣重庆发展的焦点、热点和难点。近一个月时间里，十五场辩论赛，重庆官员们在台上唇枪舌战，张扬各自施政新主张。

　　在辩论赛上扮演了“总导演”角色的薄熙来掀开了“思想操练”的序幕，接下来就是万名官员“轮训”纳入政府程序，重庆市提出在五年内选送一万名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到当地高等院校接受带薪脱产学历教育。这场自上而下的培训也影响到重庆所辖各区。

　　2008年7月，在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重庆市提出用5年时间将重庆打造成“内地开放高地”。薄熙来在工作报告里分析，“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开放确有客观难度，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沿海向内陆延伸，在定位、体制、政策、区位等综合要素的作用下，重庆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西部的开放高地”，“要通过扩大开放，把一切可为我所用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汇聚起来，让一切创新创造创业的种子都能在重庆开花结果”。  

　　“内陆最开放城市”，作为薄熙来的施政理念正式付诸实施。

　　为此重庆精心打造了很多公共平台。李勇介绍说，最大的亮点就是依托内陆保税区、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港口产业集群。2012年以前，集装箱规模要达到500万标箱级别。随着“含金量极高”的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落实，两江新区的建设提上了日程，未来这里将建成“内陆开放的西部地区先导区”。

　　但薄熙来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他希望重庆能够再快一些。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说：“重庆人必须要有勇气把自己置身于开放的前沿。”

　　“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你们只晓得‘打黑’、‘唱红’，哪里晓得我们要建‘五个重庆’嘛！”一位普通的重庆出租车司机说。 

　　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重庆全市GDP仅占全国1.7%，排在全国第24位，约是上海的三分之一。重庆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2457元，与排在前面的内蒙古和新疆分别差7000多元和2500多元。本刊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重庆很多岗位的职工每月工资只有1000余元。在刚结束的“2009年重庆秋季房交会”上，重庆商品房成交均价在4878元/平方米。这个均价比起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房价窜涨的态势，实惠许多，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居民的购买力。

　　事实上，“打黑”、“唱红”只是重庆“野心”的前奏。在“打黑”、“唱红”的热闹景象背后，重庆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

　　重庆市委最终确定了重庆前行的路径，2008年7月，“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被确定为城市的战略决策与发展目标，这个关乎着3200万人城市梦想和生活状况的蓝图，使“每个重庆人都能从中看到希望”。

　　在风暴中的重庆，能感受到这个“五环梦想”的雷厉风行，“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热情高、干劲大。”薄熙来的这一个人风格迅速转化成重庆市的行动风格，一则“建公寓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报道，被薄批示后迅速成为行动，市经委的官员要求每个工业园区都要建5～10万平方米的蓝领公寓。

　　农民工住公寓，这个信号相当明显。事实上重庆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2020年年底前将自身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3:7的比例扭转过来，在这样重大的社会转变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可以在官方的“宜居重庆”中找到更多的例子，旧城改造中的试验意味更浓，土地交易所高调成立，国内媒体甚至冠以“第三次土地改革重庆模式破冰”。土地改革这一敏感议题昭示了重庆大胆改变背后的决心。

　　重庆在一年间吸引了无数的关注目光。

　　“平安重庆”引发了“打黑”风暴，目标是“把重庆建设成为治安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投资者安全放心的城市”；“唱红”“振奋市民精神”，是“健康重庆”的组成部分，也是“激励斗志的催化剂”；“畅通重庆”与改善交通相关；而“森林重庆”的目标则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新造林1100万亩”。

　　在“森林重庆”的梦想里，场景让大连人似曾相识。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正是凭借强有力的行政之力，将大连打造成一座花园城市，尽管当时非议甚大，但在他去职后却成为被大连人念念不忘的最好记忆。

　　重庆市正在变成放大的大连，薄熙来明令：“全市上下要行动起来，要组织千军万马上山挖坑种树，既然现在准备的投入是过去的数倍，那我们就要同样拿出数倍于以往的干劲，使重庆8万里山川有个历史性的改变。毛主席有句名言：“敢教日月换新天”，讲的是革命；今天我们沿山种树，则要有“敢教山河换新貌”的气概。”

　　改变相当迅速，在重庆一些街道上，之前的黄桷树已被替换成了银杏树。

　　曾经任职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俞荣根是重庆市直辖历史的见证人。他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的几任市委书记“各有特色、各有专长”，而薄熙来的思路是“大手笔”的。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评价，“五个重庆”是“整合的重庆”，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民生。

　　薄熙来则说，“这‘五个重庆’的建设，就是重庆人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答卷。”“五个重庆”还将积聚重庆的发展后劲。它营造发展环境，使“重庆今后50年不落后，100年后更好”。

　　“重庆模式”的未来 

　　“即使是老重庆人离开这座城市三年，回来时恐怕也找不到路了”，“我们每天都在奔跑”，李勇说。但是 “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欠账多、起点低。”

　　在东部，广州与天津的“第三城”之争暗战正酣。2008年，重庆GDP突破5000亿，但成都GDP3901亿，而以其为中心的四川省GDP达1.25万亿。至于上海、深圳等其他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城市，经济总量都在六七千亿甚至上万亿。顶着直辖市头衔的重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版图里又将置身何处呢？ 

　　王崇举说，“未来肯定是要比一比的”，但是“不能单纯比GDP”。要考量到重庆有这么大一片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而未来发展这一大片农村区域既是负担，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三峡库区的建设就代表着中国对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意愿，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统筹城乡”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对中国未来发展更具有典型性意义。

　　俞荣根则认为重庆的现状就是“西部现象与东北现象的叠加”。“东北现象”，指重庆重工业的很多布局与东北相像；而“西部现象”是指重庆成立直辖市，大量农村地区被划拨给重庆管辖，形成了一个“大城市、大农村”的二元格局，具有西部城市的形态。“统筹城乡、以城带乡”是“重庆模式”最大的特色，也是薄熙来治渝的重中之重。

　　重庆要实现“五环梦想”殊非易事。

　　早在2006年，主政者意识到主城九区的“都市经济圈”太小，“小马拉大车，带动力不强”，将区域发展格局调整为“一圈”——“一小时经济圈”(包括23个区县)与“两翼”——渝东北翼、渝东南翼。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勇介绍说，“一小时经济圈”“生态承载能力好、产业集群条件好，”集中了全市70%的GDP，成为重庆市重点打造的经济发展区域；而“两翼”的发展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同时也注重“一圈”对“两翼”的帮扶，“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

　　但重庆要想成为中国内陆经济的发动机，其实现之路相当漫长。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称，重庆有两大引擎——未来10年间，重庆主城人口和面积将翻番，成为中国第四个千万人口特大城市，城镇化率从当前的50%提升至70%。

　　重庆城市化的模式，在黄的描述中像一个大齿轮、中齿轮、小齿轮相互啮合的齿轮箱，形成一个庞大的城市群。

　　在渝东北的开县，李勇帮助当地做了两个园区的规划，大小老板们积极性很高，纷纷回乡投资，但是“没有进入主城产业链，生意很冷清”。在主城江北区进行对口帮扶以后，在江北区划出了一个开县园，由江北区负责提供土地和园区管理，开县负责招商，招来的老板和打工者都是开县人，生意很快红火起来。“下一步就是利用园区进行农村人口转移了”。与过去三峡库区移民不同，伴随着产业转移，重庆计划在未来十年永久性转移四五百万农村人口。

　　可以称作“重庆模式”的经济发展的办法绝不只有一种。重庆的“八大投资平台”曾经在国有资产处置、城市建设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并引起了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的关注。以高等级公路为例，重庆市政府通过国资委成立了高等级公路公司这个投资平台，把全市公路的修建权和收费权统一起来，整体打包，统一融资，一下子就修建了3000多公里公路，把交通问题解决了。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经济学教授王崇举评价说：“利用国有资产，期货式的、把未来的预期用现实的方法来安排，加快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今年有媒体曝出“重庆八大投资集团的户均资产负债率接近60%”；对于政府大包大揽，过分扶持国有大型企业、垄断行业资源的做法，“民企也有意见”。学者李勇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政府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整合资源。一旦政府强大起来，应该考虑回归一个“经济社会联系体”的角色，重庆也应该考虑从善于经营的“精明”城市转向从战略上把握城市脉搏的“经略”型城市。“当了裁判又当运动员是不合适的。”

　　重庆模式是否将创造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神话，重新构建后的官员体系及生产力模式将证明其结果。

　　薄熙来曾不止一次在重庆市级官员大会上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说“要通过5到10年的艰苦努力落到实处。”而更为长远的愿景则是“以国际化的都市为目标，力争30年后可以和京津沪比肩而行”。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再次重申“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一定要说到做到。”

　　重庆模式是否将创造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神话，重新构建后的官员体系及生产力模式将证明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