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黑金生态像一颗毒瘤一样，慢慢吸食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并慢慢渗透到政治领域，直至织成一张充满血腥的黑网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强 刘彦昆 重庆报道   

　　10月的重庆，注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天空淅淅沥沥地飘着细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前来旁听的重庆市民挤成几条不成形的队伍，在等候开庭的同时，议论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打黑风暴。

　　10月12日，随着杨天庆、刘钟永、李义、谢才萍等涉黑案陆续开庭，重庆打黑进入实质性阶段。“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如是说。

　　黑金网络下的重庆

　　2000年10月25日晚，“白云湖”的枪声揭开了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原总队长李虹、原副总队长龙蜀渝等人与以王渝男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互相勾结的黑幕。

　　就在白云湖枪案之前半个月，警方曾查获、扣押白云湖赌场数百万元赌金、80多辆汽车。然而，面对这样的大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的文强居然能一声招呼，将大量涉赌人员释放，涉案资金和汽车悉数退还。

　　“杀人案能摆平，开赌场敛财也能摆平，还有什么不能摆平的？”在谢才萍看来，“二哥什么都可以摆平，他就是天，他就是法，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黑老大们如此嚣张的一面恰恰说明，在黑金政治下的重庆，有些人确实能做到只手遮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认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极少数官员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

　　“虽然现在这还只是个苗头，但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下一个十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何秉松说。

　　10月14日晚，谢才萍的直接“保护伞”——重庆市黄泥磅派出所原副所长郭胜和民警甘勇在庭上认罪，并爆出惊人内幕：至少还有另外7名警员接受了谢才萍团伙的贿赂。

　　“我当时觉得查赌，除了我们派出所，分局也有查禁职能，所以光给派出所送钱不行，还必须给分局相关部门送。”郭胜说。最终双方商定的价格是每月6万元。

　　而据甘勇交代，这笔钱送给分局治安支队3名警员7000元，送给巡警支队支队长5000元，黄泥磅派出所两名主要领导各5000元，两名副所长各3000元。剩下的钱，基本是他和郭分了。

　　郭胜交代，拿了好处费后，他从未去查过该茶楼。

　　“一个老板要想挣钱，也不是说一定要打死几个人，杀死几个人，但我总要防止别人来欺负我，我总得有点人吧。”重庆当地一个老板说，“每一个行业都按正规的来，就没得竞争的了，你说政府部门他不贪，你不贪，我们的手续都按照正规的来办，每个人都可以去办了。”

　　这种潜规则一直在暗中左右着重庆的很多行业，以至于形成诸如猪霸、渔霸等多行业的霸主。上述重庆老板介绍，2002年之前，重庆有108家生猪屠宰场，2002年到2003年之间，只剩下8家。

　　该老板说，“从108家到8家，当时拿到一个手续有多难你能想象到，你不乱来肯定不行。”

　　“那个时候，市农业局成立了华牧屠宰有限公司，市里投资2个多亿，后来以每年100万的价格承包给一个叫周云的，现在这个人消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天伦正式走上行业垄断之路。王天伦的老家和合川，在对猪源的垄断过程中，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我开了十几年屠宰场。我们这卖6块8，王三那边必须是7块5。我们江北这边是随行就市，他那边垄断后价格就是他定喽。”该老板说。

　　而据知情人透露，王天伦和文强关系都很好。

　　一名打黑专案组成员透露，文强专案组缴获的实物在成果展上进行了展示，5件文物古董，包括佛头，象牙雕刻，两个清代瓷瓶，张大千的真迹画《黄山云泉》。这些均为文强的受贿品。该打黑专案组成员说：“当时已经觉得警察内部不可靠，重庆警方被迫借调数百名武警参与抓捕。”

　　“就在陈明亮被抓后，他的老婆左宝书还准备用5000万元买下陈明亮，其中，有600万已经给了某个企业家进行活动，后来也没成功，6月24日，左保书被抓。”这名打黑专案组成员说。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薄熙来说。

　　从袍哥到黑社会

　　重庆人讲义气，俗语叫做“耿直”，这是早年重庆袍哥文化的精髓。

　　如今，在黑道盛行的重庆，这种被异化的江湖气被诟病为重庆黑社会的发源土壤。

　　“上世纪30年代的袍哥是一种民间结构和力量，是民间自治，他们更江湖些。现代黑社会和当初的袍哥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重庆民间学者王康当即为袍哥正名。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庆市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说：“中国人都讲究哥们儿义气。如果非要把黑社会问题和这个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有些联系，但这绝不是特别值得去追究的一个原因。但是，重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比较霸气、匪气，称兄道弟，把持自己的山头，但是这些情况不是重庆独有。”

　　而在王康看来，当年袍哥的出现，是一种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在没有完成大一统之前，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补充。”

　　那个时候的袍哥们大多生活不算富裕，有些还是很辛苦地赚些活命钱。“黑社会也是和经济发展相当的。”王康说。

　　时至今日，我们早已看不到袍哥们的影子，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一息尚存的“江湖气”。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还是个很贫穷的城市，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的思想也不够开阔。当时重庆市高层的意见是要放开一点，特别是宾馆、娱乐场所等服务业，要放开尺度。

　　这个阶段开始于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运动，让重庆的棒棒军立刻壮大起来。作为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认为，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贫民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

　　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以“二王”为代表的重庆现代黑社会正是发端于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王平才算真正的黑社会。之前你在解放碑开个馆子，你手续办齐了后，还要到他那里去报个到。”一位重庆当地的老板直言。以王渝男、王平为首的“二王”真正称霸了重庆的黄、赌、毒和高利贷市场。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后来发现，此事与文强有关。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

　　1997年，重庆直辖，这个对重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给重庆带来了太多的机遇。时至今日，重庆正朝着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目标迈进。

　　我们看到了重庆日新月异的发展，而在一种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盲目跃进的背景下，重庆的黑色经济慢慢有了滋生壮大的土壤。

　　2000年10月，重庆“白云湖案”震惊全国，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重庆黑道的“二王”时代终结。而那时，陈明亮、黎强、王天伦等人已经开始逐步渗入到政治领域，编织自己的黑金网络，谋划自己的黑金帝国。

　　重庆黑金网络链条

　　在重庆的黑金网络中，“放水”即高利贷一直盛行无阻，这成为重庆涉黑团伙存活的重要支柱。

　　一份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显示，重庆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元～120亿元之间。

　　2008年，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同创置业轰然倒塌，这家总资产一度高达20亿元的企业自2007年起，累计发生的民间借贷41笔，金额高达9.17亿元，支付的利息为1.46亿元。截至2008年12月30日，同创置业对外民间借贷的余额仍高达1.88亿元。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现在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融资难，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场。

　　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几乎所有被抓的涉黑组织都参与了“放水”活动。

　　今年7月31日，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座无虚席，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黑金路线图。“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军说。

　　“这在重庆很普遍，比如说我要搞一个项目需要1个亿，但我手上只有5000万，那么我必须去借，这个利息大概有7分或者8分。这也很正常。”一位重庆老板说。

　　长期以来，这样的借贷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循环体系，这个体系的存在，正是重庆黑帮大佬们赖以生存的方式，而在这种体系内，融入了政治因素后，就更显强大。

　　纵观文强仕途，这个在警界颇具能力的人，在慢慢陷入黑金帝国的漩涡之中。1991年，重庆市委组织部将其推荐给了市公安局，从此，文强开始自己的仕途。

　　而今，早已退休的张文彬对文强已不愿多谈。

　　1997年，市长王鸿举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务副局长的人选意见，一个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另一个就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文强在此次角逐中落选，随后的2000年，文强深陷“白云湖案”危机，但却平安度过。直到2001年，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的张君案在重庆破获，作为功臣的文强不仅摆脱了“白云湖案”危机，擢升一级警监，更藉此升任常务副局长。

　　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像文强这样的人，比较张扬，出事之前大家对于他的事情也有所耳闻。张扬的人就容易胆大妄为，把社会上的一些规则拿过来当作理所当然。人都是从小问题开始的。”俞荣根说。

　　2009年8月7日早晨，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降落后，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便被一群便衣警察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此后，文强被临时关押在武警二队招待所。“文强被抓我不意外，红与黑之间有一个标准。公安办案也需要与犯罪团伙有接触，保持一定联系。文强打掉张军，线索是现在的涉黑组织提供的，但是文强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38岁当了公安局长，在我那里的研究生课程班上过课，称我为老师。他很能干，以前他经常到北大、到公安大学，讲刑事案件相关的报告，刑侦研究很有一套。”一位熟悉文强的老干部说。

　　而坊间传闻的关于文强高调出席王平女儿生日的事情，也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名重庆打黑专案组成员向记者透露，警方绘制了《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总架构图》，其中文强为金字塔塔尖，下面是文强的四大“金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原公安局长徐强。

　　此4人之下为被保护的6大涉黑团伙：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和谢才萍团伙。

　　警方披露的细节显示：之前重庆市一中院、渝北区政府、渝北区公检法办公楼的物业全部由大正物业包办，大正集团的董事长马当在这次扫黑风暴中落马。

　　一场暴风雨般的打黑运动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

　　重庆的打黑风暴进行至此，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在数次庭审期间，重庆聚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外30多家媒体的近百名记者。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透露，为掀起新一轮打黑高潮，重庆警方目前的打黑专案组已由最初的14个发展到了200个，参战干警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这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

　　前述打黑组成员透露，他们已经正式开始第三轮行动。

　　打黑斗争还有些问题有待解决。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原主任、重庆市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认为，从一个政党的政治建设来讲，打黑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黑社会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利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首先应该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打黑是很得民心的，但是从法律问题上的界定、具体做法怎么做都是需要注意的。”俞荣根说。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近期西南政法大学正式启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机制及法律对策》课题研究，“这项课题力图深入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规律，对当前的‘打黑除恶’斗争经验进行及时而有深度的总结。”

　　西南政法大学正在把这一课题作为教学、科研中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推动，并将组织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付校长说：“要引导学生培养职业意识，为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

　　10月12日和14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相继以大篇幅详细报道杨天庆团伙和谢才萍团伙侦破过程，披露了警员和涉黑团伙勾结的细节。

　　“这是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意思，要让主流权威媒体保持首发，引导舆论。”重庆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邱振邦说。

　　“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