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郎咸平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

　　反垄断：中国人要补西方一百多年前的课

　　当下社会阶层板结，“富二代”不愿接班，“农二代”不愿打苦工，国进民退，产业升级乏力，企业炒作之风盛行，缺乏创新动力……上行社会受阻，中国巨龙需要摆正龙头、龙身与龙尾关系，龙头不动，龙尾必懒。如何突破这个上行的瓶颈？

　　采访/肖锋

　　有评论说，4万亿没能砸出企业创新动力，只砸出国企地王现象。应设立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对其减免税，让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如何摆正产业升级龙头、龙身与龙尾的关系？

　　请问谁是“龙头”？我们现在是“龙尾”跟“龙尾”的关系，没有“龙头”。城市里的企业做的事情跟乡镇企业差不多，就是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叫它升级，目前看不出来。叫国营企业创新？它创什么新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国营企业是资源垄断型的，不要亏就不错了。投入4万亿时，我就讲了，这个钱应该全数用在民营经济，只有民营经济赚了更多的钱，才能升级。它们负担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雇佣量，才能够消化大批农民工，而不是投入建富丽堂皇的高速公路体系，结果没车在上面跑。

　　今天的高房价是过去30年中国人创造的利润造成的，如果一旦这个利润没有了，今天的高房价就是在透支！

　　产业升级并不是指都去搞高科技。国家强大真正的来源是企业利润，而现在我国制造业的利润几乎接近于零。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利润近几年每况愈下？因为原材料控制在美国华尔街手里，比如油价，而销售渠道——我们说“6+1”，人家控制6、我们控制1——则控制在产业资本手里，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利润两头受控，已经被人家压榨干了。中国年轻一代，辛苦半天，创造的人均利润为零，怎么养家，怎么养老人呢？

　　所以产业升级，从做茶杯到做芯片，利润是有所提高，但请问芯片的原材料由谁控制？销售又是由谁控制？如果原材料又是被金融资本控制，销售又是被产业资本控制，你的制造利润又会被人家吸干的！

　　不管是制造芯片还是袜子，我们应该一边把原材料夺回来，一边把销售夺回来，这样才能提高人均利润。不是一味高科技、高科技，而是应把“6+1”的那个6夺回来。部分产业可以讲升级，茶杯、袜子怎么升级呀？唯一的出路是往两边拓展。包括高科技也要往两边拓展，拿到原材料权和销售权。否则，即使是高科技也会被压榨干的。西方是通过销售和石油等原材料两边剥削我们。

　　垄断集团不愿出让垄断领域，民企又创新乏力，都跑去炒股炒房，怎么解开这个死结？

　　这要回到一百多年前。1890年，美国提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还是一个资本家的垄断理念。微软的比尔·盖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要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西方叫慈善资本主义。

　　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美国政府从1890年就开始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要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时代一样，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有了这个法治化的社会秩序，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这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盲目地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似西欧那样的以大吃小、以强欺弱的覆辙。

　　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地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当下“富二代”不愿做实业，“农二代”不愿打工，中国的“二代”们应该继承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吗？

　　“富二代”不喜欢继承父亲的工厂，他们觉得赚那么少钱，太辛苦了。他们对什么金融、房地产啦，艺术品甚至演艺界更有兴趣。但是你想想，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基础，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生存？

　　“农二代”也不想做工了。我现在简直不敢想象，10年、20年之后，中国未来应该有什么样的企业发展战略，我现在非常惶恐。我很担心你所说这个国未富人先懒的现象。

　　这怎么办呢？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他是单打独斗的，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必定是弱势群体。这么庞大的人口成为弱势群体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而他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结婚，想生子，想有成就，社会矛盾就来了，抢劫之类的事情都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你不给他希望，就会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富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与财富结合之后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这个事情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上百年了。这也是马克思想解决的问题。几百年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个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以及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掠夺，就是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1867年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到了1875年跟1890年英国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就是英国的《衡平法》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上。怎么节制资本家呢？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把他的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转由职业经理人去经营，为大众创造财富。这只是它的技术手法，背后本质意义就是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更富裕。

　　所以，不能简单地去谴责谁懒、谁不创业，社会应该给人们公平、公开的机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民众财富。

　　社会学家称，中国的“421”人口结构将导致社保负担空前加重。今天，“未富先老”又遭遇“未富先懒”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202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终结，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持；另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将基本完成，拉动现在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力行将消失——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先决条件呢？——就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一部分人的财富可以增加，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从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公平都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除了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限制权贵集团外，教育是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另一条路径。搞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断送了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无论他多么的优秀，都无法进入清华、北大。所以这种教育改革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针对你所提人口红利终结、未富先老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个人生产力，个人从能做1件衣服到能做10件，或提高它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提高个人生产力，关键在提高人口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