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

　　未富先懒

　　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

　　“大国崛起”的背后，三大社会现实如同暗礁，成为中国人追求财富和理想生活之敌：

　　一是上行遇阻的社会。个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碍，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的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二是正在板结的阶层。现在有十大阶层和1838种职业，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贫富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成为与公众争利的利益集团。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落差过渡到富二代和穷二代，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阶层对立与仇视日益加重。

　　三是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进取的动力和机制保障缺失，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

　　重新审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如何让“天道酬勤”继续有效？《新周刊》求解于14位专家。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而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进行艰难而深入的改革。

　　从穷忙到穷懒

　　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文/陈旧 

　　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发布的职务犯罪报告，2003年至2007年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超过了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民企痴心妄想要收购国企的也不是没有，建龙的陈国军就因此被数千名通钢职工活活打死。

　　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堵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被种下被恶炒的种子。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天生都是于连·索黑尔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诡谲波折，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却又来袭；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风流的活剧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责其过程的粗鄙、简陋与荒谬之处，但无可否认：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权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现实却是国家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个体的个人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圈，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等美丽标签，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如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险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财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包括教育、居住环境、休闲、视野在内的诸多资源，阶层落差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一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连影视剧也开始心态炎凉起来：台剧韩剧宝莱坞里常见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私奔的桥段从来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凤凰女的人间悲剧，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门当方可户对，浪漫总要建筑在物质之上。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贫富分区居住的倡议一出炉，就招致众口非议，但事实正在形成：中国的贫民窟甚至更难走出百万富翁，留给他们的资源和机会，已经不多。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