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百年的苏州商人

　　这是一位乐观的老人，岁月的冲击让他的目光不再像当年那样闪亮，但谈起心里藏着多年的梦想时，尽管是95岁高龄，他依然笑得像个孩子。他是虞钧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苏州实业家，苏州机械工业史上曾经有他划下的浓重一笔。

　　虞钧培告诉记者，他15岁在上海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他的想法是要学习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先进技术。在怡和洋行工作了几年后，虞钧培看中苏州开设了苏纶纺织厂等纺织企业，这些企业的零配件更换维修量很大，他就打算自己干，不料他的师傅给他泼了冷水，说他创业缺少资本，也没有经验，只有技术的话风险太高。但是虞均培心中想，不奋斗，怎么能知道会不会有未来？

　　1946年，32岁的虞钧培卖掉了上海的房产换来三根金条，同时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4500元，来到了苏州胥门外洋桥沿河15号创办了大昌铁工厂，当时苏州还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性城市。

　　虞钧培的企业建筑面积为480平方米，是苏州当时设备较全的机械制造维修企业。虽然虞钧培的业务主要是接纺织厂的单子，如部件更换、机器维修等，但在他的心里，他有两个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计划是大昌能够生产车床，第二个十年计划是他能向纺织业进军，投资生产能力为1万锭的纱厂。

　　开厂以后，虞钧培在人才上动起了脑筋，他引进人才只看真功夫。那时候，现场亮招，手中只给一把卡尺，2分钟车一只零件，只许误差在2丝上下，或者车一只三个头的螺丝，只给3分钟。这样，他用高薪聘来了十多位上海滩上技术顶尖的师傅，所有的纺织机械他们都能维护，于是，上海、苏州、常州的企业都找上了他们。一时间，大昌生意应接不暇。

　　为了实现自己能够生产机床的梦想，虞钧培一直在努力，1953年，虞钧培的朋友告诉他在救济总署有一批闲置的美国设备，他当即赶到重庆购买了龙门四面刨床等进口设备，当时中国这样的设备还很少，上海也只有两三家有。回来以后，他千方百计从上海机床专家手里拿到了一套图纸，1954年，他带着一帮技术人员，研究生产了十二台机床，六部自己用，六部卖给同行业。一下打破了苏州机械制造业不能自己生产机床的历史。

　　虞钧培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在他之前，许多苏州商人在上海见识了洋人现代化工厂之后，纷纷回到家乡操办起冶金、纺织、服装、航运等制造业。除了严裕棠、刘鸿生、张寿鹏等实业家外，在百年苏州工商史上，更有无数商人演绎了精彩的商海之路。

　　二十世纪初，外国的“坚船利炮”携带着全新的贸易形态轰开闭锁的国门，而洞庭商帮却在急剧变动中，“群趋沪江”，抓牢洋纱洋布、钱庄银行的赚钱先机，搏杀洋场，实现自己的转型，上演了传统商帮在新时代的再度辉煌。席氏家族再次成为洞庭商帮的领头羊。从席正甫这一代算起，席氏祖孙三代加上女婿共14人，几乎垄断了上海各家外商银行的买办(相当于今天的CEO)要职。席氏家族人员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6家英商银行、3家美商银行、2家日商银行和法、俄、意各1家银行的买办，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集团和名副其实的金融世家。

　　洞庭商人在十里洋场长袖善舞的同期，苏州抵制日货运动日益高涨。1920年，苏州人宋友裴、程志范、丁春之等八人发起集资30万元，筹创苏州电气公司，在枣市街建设发电厂，并设事务所于观前街，推选程志范任经理、丁春之为协理。丁春之虽挂协理之名，实际上总揽建厂大权，他聘请陈文麟任工程师，张聚兴为发电厂总管。每天，丁春之早出晚归，勤俭治厂，并虚心向工程师学习电气知识。当时，丁春之上午在观前街处理公务，下午去枣市街监督建厂排机。他一直骑驴代步，自己却从不支薪。电厂职员都是股东子弟，一律月支工资四元；工人由老管和工头自由招雇，工资略次于上海。在丁春之的带领下，很快，一座较具规模的发电厂建成。当时，发电厂使用的是1600瓦的维昌车发电，发电机是60周率，灯光特别明亮，使得日本投资的电灯公司的电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再加上爱国热忱的推动，以致于苏州工商各界全部改用苏州电气公司的电。在他兢兢业业的治理下，苏州电气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苏州最大的发电厂。

　　在苏州近代工业史上，造纸业是形成较早的民族实业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纸张等工业品紧缺，价格飞涨。于是，民族造纸工业兴起。1917年，苏州旅日华侨蔡际云、葛士尊、沈少庭等5人集资30万元，在枫桥路凤凰桥头建立苏州华盛造纸厂，注册凤凰牌商标。建厂伊始，蔡际云等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很快产品就在国际市场打出品牌。六年后，工厂规模从50亩扩展到70亩，人员增加到280人。华盛成立后，苏州又相继建立红光、红叶等造纸厂。1930年，叶荫三买下经济效益不好的华章造纸厂的企业产权，更名为大华造纸厂，扩建厂房，增添、改造设备，并将商标改为赛马牌，以示奋发图强之志。产品质量提高后，非常畅销。

　　百年苏商留下的精神财富

　　2005年12月的一个清晨，在苏州古老的山塘街上，苏州商会博物馆悄然落成。在这里保留了近代至今关于苏商的各种商业资料以及苏州商会的发展简史。

　　“苏州商人的历史代表着一座工商之城的历史，苏州商会博物馆成立的意义在于让后人了解苏商的真实过往。”苏州市工商联主席姚东明认为。

　　历史上的苏商为了应对徽商与晋商在江苏地区市场不断的分食，于20世纪初成立了苏州商会，以期振兴工商业，自此而始苏商与商会保持紧密联系。与从事商品贸易的徽商和金融票号的晋商不同，苏商是注重实业的新式商帮。

　　百年苏商创造了苏州百年传奇。重读历史，被苏商的辉煌震撼着。为他们的故事感动着，百年经商，苏商们的成功绝非偶然，是什么成就了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又能得以寻见哪些基因，从而传承百年苏商精神？

　　“实际上，苏州百年工商文化与吴文化一脉相承，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开放包容、精明务实。”历史学界这样认为。

　　长期研究苏州文化的学者苏简亚认为，人们常说，苏州的文化是“水文化”，而水可以适应各种变化，盛放在任何形状的器具中。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但这一比喻却非常形象地道明了苏州文化的另一重要品格，这就是，苏州人的思维应变灵巧，圆融通达。由于具备了这一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获得成功。

　　是的，苏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区域历史传统，也使苏州商人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吴地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水息息相关的历史。长年累月的大型水利工程不仅改造了河山，也塑造了苏州包容的文化。包容，必然会给苏州人带来开放的心态。拥有开放心态的吴地商人，善变通，不拘于成见，更不顽固不化。他们会非常注意市场信息，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由此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包容文化的影响下，还让苏州对外来事物有更强的适应和接纳性。中国传统文化对工商极为蔑视，但苏州人却显示出开放的姿态与兼容吸纳的胸襟。于是，早在明清时期，苏州就已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在此经商或是生产。回首苏州百年工商史，留下足迹的人群中，不乏外地商人的身影。有统计数据显示，外地商人在苏州建立的会馆公所数量位于全国之最。今日，从气势恢宏的全晋会馆、山东会馆等历史遗迹中，当年盛况可窥一斑。

　　最值得当代企业家关注的是，无论严裕棠的苏纶纺织厂，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的是用人、凝聚人。因为他们善于包容的个人魅力，感召、集中了大批从管理到技术各个层面的精英。离开他们，很难想象如何成就这番事业。

　　苏州商人的精细也是有目共睹的。苏州是鱼米之乡，吴文化的渊源是堪称精细的稻作文化。一粒稻米，从播种到收割，经过几十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讲究，不得马虎。在工业化社会中，这一文化得到传承，逐步形成了苏商思维细密、处事精明周到的精细风格。历来，苏商强调格物致知、精细作业，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辅。

　　经商实践中，苏州商人们普遍遵循“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而不同”等经营思想。与一般人做买卖，喜欢掺杂一点手脚不同的是，苏商“独求其贵良者”，坚持“以质取胜，货真价实”的经商理念，结果赢得“人悉趋之”，最后是“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数倍”。

　　正是由于包容和精细务实的企业家群体特点，在近代中国动荡艰难的社会时局中，苏州的近代企业家们毕生以创业为使命，凭借其坚韧毅力和个性在夹缝中生存并发展，为自己的企业寻找到发展空间。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极其险恶和脆弱的环境，这些企业家们的创业精神更值得当代社会和企业家关注与反思。

　　从冒险创新、实业救国到服务社会，这一代企业家身上表现出的包容精神和务实理想，是中国本土商业精神的一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