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街道的命运为何引发如此激烈而漫长的舆论？这种舆论所表征的民意在对堕落街的处理方式中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与采纳？

　　这条街道并无漫长的历史，相对于岳麓书院的千年岁月，它年轻得有点青涩，这条街道也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文化，相对于岳麓山从山脚到山顶的儒释道文化，它浅薄得有点空洞。如果必须给它找到一顶文化的桂冠的话，那就是青年社群的亚文化，一种与世俗社会的消费文化接轨，却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消费文化的时尚密码的混合型文化形态，尤为重要的是，这条街道承载着几代年轻人的私人情感与历史记忆。

　　相对于课堂里的精神成长与知识丰盈，这个如今在某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必须割舍的一段溃烂的盲肠的堕落街，却是这些青年人磨砺自我、感受尘世的成长空间，他们在这里学会洞察人性与人心，感受多元与混沌，经历挫折与放纵，收获失意与诗意。之所以难以割舍，是因为这条街道已经内在地构成了青春，构成了那种有点叛逆却又像撒娇、感觉虚无却又想坚守、标榜特立独行而又渴望被社群生活接纳的青年文化。

　　正如一名网友在回忆堕落街的征文里所表达的那样：“毕业以后，我依旧找机会晃荡在这条街上，回忆我们逝去的不怕天不怕地的青葱岁月。一边回想堕落街上的最后一顿散伙饭，一边看看这条留下深刻印象的老街，看它繁华如旧，看它青春长在。在我们的心中，它更多的时候，不是一条无所不能的休闲小街，我们的生活也不因这三个字而真正‘堕落’下去，它给我们更多的感受，是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生活方式的享受过程，以及给了我们无处释放的青春的宣泄借口。青春无敌，堕落街也就成了烙刻在许多河西学子心灵深处的时代印章。”

　　确实如同这位“街友”所描述的那样，毕业后的这些年，我也时常在路经长沙的时候晃荡到这条街道，晃荡到红苹果餐厅，晃荡到晚风卡拉OK厅，晃荡到堕落街上四处弥漫的人间烟火气之中。而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晃荡里，消逝的往事会历历重现，甚至会从活着的这条街道浮想联翩到已经死去多年的另外一条堕落街。每个人都有着他自己对于这段岁月的独特回忆，这种回忆虽然并不一定深刻，却形成了个人的历史与性情。世俗与神圣，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有些朋友青春无悔地在这条街道吃喝玩乐四年，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有些朋友却可以在尘埃里看到“诗意地栖居生活”的可能性，两者并无价值的高下，只要是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同样值得尊重。

　　如今的这场对于一条弱势街道的暴力围剿与净化运动，所折射的除了一座被称为中国最具有“娱乐感”的内地省会城市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所隐藏的急功近利(这种功利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的思路往往是忽略个体的情感记忆与集体的文化认同)，更多的是表征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角力与博弈。大学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她似乎既得承载遗世独立的超越精神，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着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同时又得实现培养市场社会和国家意志所量身定做的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从而不得不更多地与它所鄙夷的经济与权力对接与交易。

　　与堕落街类似，北京大学南墙在恢复高考后几十年中的拆了又建的悲情故事，所透露的恰恰是以象牙塔自居的大学与代表世俗精神的市场社会之间的聚合分离。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困境里，对于一条街道的拆除能够发生多大的隔离世俗生活的效力，实在是令人狐疑的。

　　对于大学精神失落原因的种种探讨，我们习惯的批判路径是从世俗社会对于神圣校园的污染与腐蚀开始，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想当然地在大学与社会之间进行某种区隔，似乎大学是干净和单纯的，而社会往往是腐败和复杂的，前者是理想，而后者是现实。

　　这种思路掩盖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今天的大学校园，权力机制与粗鄙文化的再生产与运转，与社会甚至官场遵循着几乎同样的模式，官本位文化、行政主导、权力意志等已经在90年代以降急剧地侵蚀了本已复苏的大学自主文化与自由气息，可以说，大学所象征的精英文化自身已经感染了悲剧性的权力病毒，它所言说的那套道貌岸然的义理与心性之学，与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所展现的权力的傲慢与恶俗嘴脸，形成了充满反讽的喜剧画面。

　　因此，应该追问的不是如何通过空间上的外科手术式的切割，来保卫大学的纯洁性，而是如何从大学文化自身所存在的弊病与症结出发，通过内在的反思与批判来重建一种自由而民主的精英文化。大学在高调批判社会的堕落的同时，也许更应该低调而切实地追寻内在的德性。在堕落街的拆迁过程里，民意与官方意志显然形成了对立，而最后的结果是具有暴力色彩的推土机开进了这条街道，以公共利益与集体意志的名义强行拆迁，民意又一次被轻忽，这种情形我们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拆毁里曾经感受过，在喧嚣一时的大学校园整体搬迁里也曾经感受过。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历史感与历史意识的校园，尽管装扮得花枝招展，仍将显得像一个暴发户一样鄙陋不堪。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尊重和珍藏在校学生和毕业的学生的情感与记忆的大学，将如何可能赢得校友对它的留念与敬意。

　　学者张闳曾在长文《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里深情追忆了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文化，在他看来，这种游荡的、边缘的、反叛的后门文化恰恰是构成大学精神的要素，而那个时代丽娃河畔孕育出的作家群体与此也不无关系。这些年，在整顿大学周边环境与校园文化的名义下，人们可以看见的是大学校园有活力的各种亚文化的衰落和多元性的丧失，校园刊物的萧条，尤其是校园BBS的高度管控更导致多样化声音的严重缺席，加上就业的不景气和尘世生活的压力，整个校园弥漫着一股顺从与游戏型的犬儒主义文化。而与此同时，国家意志和公共社会对于大学的创新能力又有着一种充满焦虑的期待，没有思想之自由，没有独立之人格，没有生活之多元，没有文化之驳杂，定于一尊的校园怎么可能催生创新的火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应该成为民主的堡垒，自由的守护神，不是在隔离社会的堡垒里唠叨民主与自由的符号，而是在介入社会的变迁里推进自由民主的文化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