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兵兵

　　1979-2004：从“深圳奇迹”到“难以为继”

　　深圳，在它从中国南海一处小渔村变身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先锋的29年时间里，似乎从不缺少话题，只是阶段性的内容各有不同。

　　29年中的最初几年，深圳无疑是风光的。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深圳，因其毗邻香港这个中国对外开放“跳板”的地缘优势，被邓小平圈入改革开放的先遣部队阵容。

　　“所谓特区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给政策，经济政策。比如税收优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税15%，而其他区域是33%。深圳靠近香港，联系便利，有利于借鉴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框架。在执政理念上，政府不做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是以企业为主体。”深圳市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介绍。

　　此后10余年，深圳创下了今天看来都难以超越的奇迹：以招商局开发建设的蛇足工业区为龙头，深圳的航运、物流、制造业飞速发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此由被内地熟知，并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国贸大厦三天一层的建设速度被后人引申成“深圳速度”，广为流传。

　　凭借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自主审批，向外资银行举债两项硬政策，加上简化招商程序、提高民主决策程度等配套改革，蛇口工业区很快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活力的工业区，而当时主持招商局工作的袁庚更由此被称为和邓小平、深圳时任市长梁湘等并列提起的改革先锋。

　　同样受益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风格，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华为等一系列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得以在深圳这片相对自由的市场土壤上诞生。

　　“至今，上海的政府领导在考查深圳时仍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出二马(即招商银行CEO马尉华、平安保险CEO马明哲)？”肖志家说。

　　而马尉华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由企业法人作股东而没有政府背景的新型银行，其建立与成功皆是体制改革的尝试。蛇口工业区开发者招商局虽然是国有企业，却是一家有着130多年历史的香港中资企业，行事规则多源自香港。“市场性，而非政府性是深圳特区中企业创新的基因与动力。”专家表示。

　　飞速发展的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独步中国市场，即使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深圳的改革成就仍然举世瞩目。但随着上海浦东和长三角经济的快速崛起，深圳渐渐淡出了中国经济龙头区域的范围。到2002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万言文章引起了全社会对深圳境遇的反思。

　　呙中校，《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2003年，呙中校凭借此文与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对话”，目前任职香港亚洲周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的低调保守开始显现出来。”呙中校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导致深圳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进程滞缓，行政低调保守的原因有很多，比如1989年之后的行政体制氛围，比如经济特区优惠政策被内地广泛复制，比如香港卷入1998年金融危机，深圳经济，尤其在资本市场竞争力开始逊色于上海等。

　　但其中也不排除深圳特区的“特色”使然。“新兴特区开始汇聚来自各方势力的利益，有些事情变得难办起来。另外，深圳本地官员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改革变得没有积极性了，这才是最大的阻碍。”呙中校说。

　　与社会学者同样看到了深圳危机的还有地方政府决策者。2002年开始，深圳市政府相关领导在公开场合表达深圳的“四个难以为继”，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城市人口重负下的人力资源补给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2004年上任时说，诸多“硬约束”正在对深圳的发展形成“倒逼机制”。

　　更有深意的是，随着深圳城市的快速扩容和经济单一增长，一些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城市人口患抑郁症比例逐年增长，城市归属感缺乏；2006年精神疾病患病率全国第一，离婚率全国第一；2007年深圳房价涨幅以50%的民间说法引领全国。“深圳宜居吗？深圳人幸福吗？”等问题前所未有地考验着这个年青的改革先锋城市。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一系列社会问题会随之而来，也令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变得举步维艰。

　　2004-2008：再度寻觅国家战略定位

　　经过2003、2004两年的摸索和思考，深圳在新时期的城市定位开始明确。2005年5月19日，深圳率先提出建立“自主创新型城市”口号，2006年初，深圳将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为“建立国家级创新城市”。以创新为突破口，再现深圳辉煌成为深圳人的共识。而在此期间，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均进入已经批复或在审批状态。

　　到2006年10月，深圳决定对《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进行修订，修订目标除了“有效突破‘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约束，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等之外，深圳明确提出要"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决策支持，力争将深圳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然而，深圳热烈期盼的所谓国家战略层面却迟迟没有回音。而市场一线，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呙中校介绍，此前深圳一直想联手香港做大经济和金融中心，但香港对此回应较淡。期间，深圳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和CEPA正式实施，开始为深港深入合作打下基础。2003年前后，香港逐渐看到了内地市场对香港的强大支撑作用，也急需要寻找后台协助其巩固金融和高端服务业的强势地位，以应对来自上海的金融中心竞争。于是，深港一系列的合作谈判加紧展开。

　　2007年7月1日，深港西部通道开通运行，从南山蛇口到香港九龙等中心城区仅1小时车程。8月15日，福田口岸开通，深港地铁轨道接驳仅需30分钟。当年底，《深圳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草案公布，深圳城市定位初步为：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深圳发展的新契机还来自广东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而这场讨论中不得不提到的核心人物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汪洋，53岁，2007年由重庆市委书记调任广东省，被香港媒体称为内地领导层中坚力量之一。而到任不久的汪洋即在广东揭起声势浩大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甚至有消息称，汪洋挟中央“令箭”赴广东寻找政改突破口。

　　这一猜测被很多专家认同，“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并作为世界大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目前现有的区域合作方案都不足以支持中央的宏伟构想，迟迟没有获得中央准生症的深圳综合改革计划，或将最终承载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及文化一体的新时期改革试金石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获批不是滞后，而是中央在全局谋划下的稳健之举。”呙中校称。

　　“十七大温总理答记者问会上，总理强调本届政府将加大探索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王炯看来，在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形势下，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寻找突破，与经济体制改革良性互动时刻，保险起见，一向有着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广东深圳，无疑是最好的试点选择。

　　“在一个产业链条上，当你的上游资源要素(比如石油、铁矿石)被别人控制而必须高价买进，下游产出品(比如运动鞋)又由外方控制品牌、市场而压低价格，这就必然导致代加工经济模式的低附加值和高要素消耗，永远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也就必然难以为继。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的窘境。”王炯认为。

　　而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数以千计的中小制造企业倒闭的消息加速了决策层考虑产业升级的急迫性。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在上任之初即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外源型经济模式迟早会令广东经济优势消失殆尽。

　　中国新一轮改革走到了刻不容缓的转角。“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其他人群利益的基础上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现在的改革就是存量改革，它需要调整人们的相对利益关系。这就必然导致改革难度的大大提高。行政体制改革变成了清除改革路障的必经之路。”王炯说。

　　其实，早在2005年，上海浦东获批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时，行政体制改革即为应有之意。但市场对浦东三年来的行政体制改革成果颇多失望。有深圳专家表示，上海一直以来强势的大政府决策风格，大国资为主的经济结构，都不利于上海发展相对基层的民主文化。在这方面，深圳30年前一片空白起家的城市结构、移民文化、民营经济主体等都给了它更好的行政体制改革土壤。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年3月，深圳着手起草《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6月6日通过审议，24日发布全文。因文件涉及众多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细则，《意见》被香港评论界视为新时期深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到5月22日，深圳又紧锣密鼓地发布《深圳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党内引入竞争机制等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新一轮改革排头兵形象呼之欲出。

　　对于这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消息，深圳研究学者呙中校的感受是“谈不上乐观不乐观”。“因为相对人们的期望值来说，是不能谈乐观的；而相对过去几年较为保守低调的深圳来说，总算在前进。”

　　“与其关注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先锋的风光形象，不如切实改善深圳城市的宜居指数。风光只是相对的，且衡量一个城市的优劣与否不在于政策宠幸的多少，而在于老百姓的生存质量。生存质量不仅仅指物质上，比如消费能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还包括精神上的，安全、舒适、平等互助的生存感受。这些才是未来大家最需要的，也是最想追求的。”一位在深圳工作了十余年的保险经纪人李先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