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浩程

　　3月6日，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的安徽代表团以集体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向全国人大递交的4项代表团建议案，其中之一就是将泛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分工纳入国家战略。这是安徽为泛长三角做的最近一次努力。但泛长三角显然不仅仅是安徽等长江流域省份的事，更是长三角的事。

　　眼下，在上海流行一句话——跳出上海看上海。如果追溯源头的话，这句话应该源于今年的上海“两会”。

　　在1月份的上海“两会”上，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上海考虑事情要从全国来考虑，要从国家全局来考虑，可能有时候要吃点亏，但上海应该承担这个责任。与此相应的是上海市市长韩正的讲话——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是“亚洲的纽约”。

　　这是在社保基金案，特别是去年全国“两会”之后，上海新气象的集中体现。围绕这些新气象铺开的政经细节，不仅能让我们对长三角一体化产生联想，更能对泛长三角的未来寄予期望，毕竟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上海开发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放大一些，就会发现在上海之外，还有一股力量正在泛长三角的图景上描绘着重重的一笔，这就是 “西进”的浙商。

　　可以说，2008年能否成为“泛长三角元年”，就长三角内部而言，重要的因素或者变量在于：上海，作为长江流域的“龙头”，能否担当起“老大”的责任？浙商，作为泛长三角最具活力的元素，能否演绎更精彩的传奇？

　　需要什么样的上海

　　上海在泛长三角中的作用，可以从目前长三角一体化突围的契机中窥得一斑。

　　跟全球其他都市圈的诞生不同，长三角一体化带有强烈的政府推动色彩，它被一次次激活，又一次次陷入沉寂。细察之，直接障碍恰是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与摩擦，特别是上海一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致使“联动开发”变成纸上谈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3计划”。2003年，为守住制造业基地的优势地位，确保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上海在其市郊的嘉定、青浦、松江三区建立主要面向世界500强企业的“经济特区”——“降低商务成本试点区”，并对园区内的重点新增企业进一步加大税务支持力度。

　　对此，上海官方公开的解释是：降低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承接世界制造业的大转移，提升上海制造业的内涵和能级。但说白了，就是利用“173计划”招商引资，让流失的制造业再回流上海，从而拉动GDP增长。

　　其结果显而易见。这种对“龙头”责任弃置不顾的措施，不仅阻碍了上海制造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与转移，甚至引发了长三角新一轮的争议与招商大战，最终，当年频频高调亮相的长三角一体化冷清收场。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2007年社保基金案，特别是全国“两会”后，上海“一把手”几经更迭，前任习近平与现任俞正声都为上海带来了新气象，其中，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尤为明显。

　　2007年7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被外界称为“26条”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合作交流工作的若干政策意见》，文件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一个更具深意的细节是，在今年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将合作交流内容单列——“上海要积极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更好地服务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 ”。而岁末年初，在上海的推动下，沪苏浙三地高层更是频繁互访，长三角一体化再现2003年时的态势与场景，“长三角元年”等提法再次鹊起。

　　两相比较，显而易见的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能否真正实现，上海的“龙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判断对于泛长三角同样适用。“在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下，政府如何最大化地发挥正面效应尤为重要。”相关专家向《决策》分析道，“上海作为泛长三角当之无愧的‘龙头’就得有‘龙头’的样，不仅要在长三角、也要在泛长三角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这一责任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上海的城市功能与产业选择。

　　关于这点，在上海，目前仍有两个观点一直被提及：上海的经济结构向三产转移的过程中，不能够脱离制造业；上海的制造业升级还未完成，特别是还未与周边地区形成产业分工关系，盲目发展服务业不可能实现城市真正的转型。这种说法，在上海部分区县深受欢迎。

　　不过，在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委员、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王泠一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前上海习惯把资源拉进来，发展‘动脉经济’；现在则应该强调输出后返回，发展‘静脉经济’。”王泠一向《决策》分析道，“上海现在人均G DP已达到8000美元，是时候考虑如何提升产业形态发挥服务功能了，也是时候考虑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之后，上海将如何面对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

　　据相关调查显示，上海生产服务业每提高1%，就能为长江下游其它地区的制造业提供0.9%的增长。这样一个测算，不仅让江浙，即便是皖赣也十分期待。尽管在去年，上海的三产比例突破50%，但这个比重，即便对于强力建设“四个中心”的“大上海”来说也还不够。

　　同时，作为长江流域的核心城市，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与完善也无法回避。因为长三角不论是“有形扩容”还是“无形扩容”，都会对上海的城市服务功能提出更高要求，要求这座城市全面加快向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迈进的步伐，与之相匹配的交通、通信、信息、物流、研发等诸多服务功能也都要有大的突破。从另一方面说，也只有上海建成了“四个中心”，才能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整合泛长三角所有区域。

　　而在城市功能与产业选择之外，现阶段泛长三角最迫切希望上海肩负起的责任，也许还在于政府合作层面上的“带头大哥”作用。

　　2008年初，安徽省委、省政府相继发出叫响泛长三角、把泛长三角的牌子打响的呼声，并在此次全国“两会”上以议案和提案的形式，提请将泛长三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但在相关专家看来，“泛长三角可以从安徽叫响，但‘叫’在安徽、必须‘响’在上海。而这一切都得看上海有一个什么样的胸怀。”

　　2008年1月10日晚，俞正声、韩正在虹桥迎宾馆会见了全国各省区市驻沪办事处负责人，释放出新的“上海信号”：上海将进一步成为服务全国的大平台、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而就在此前不久，韩正亦拿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向各地驻沪办征求意见，这也是石破天惊之举，上海媒体报道说，这是让所有驻沪办都感到亲切和鼓舞的“第一次”。

　　尽管，这只是一些细节，但细察之可以看出，上海新一届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其责任，也正在表达这种胸怀。“上海责任”四个字会在合适时机正式写入官方文件，一直不愿当“领头羊”的上海，将真正肩负起推动长江流域联动发展的重任。

　　浙商的民间力量

　　“泛长三角要建立起来，仅靠学者脑袋里的思维与政府单方面的推动是不行的。更要发挥资本、企业的力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浙商。”华东师范大学长江经济研究院沈玉芳教授如此向《决策》分析泛长三角的路径。

　　的确，在全国，尤其是在泛长三角，浙商是一股具有非凡活力的民间商业力量。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安徽一半以上的外来资本来自浙商的投资，仅在2008年的前两个月，安徽招商引资额的60%就来自浙江，其中黄山外来资本中，8 0%以上来自浙江，歙县尤甚，比重高达90%。

　　另外，浙商在江西的外来资金中占到1/3，甚至在湖南、湖北、重庆和四川等长江流域省市，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数字是枯燥的，但在这些数字背后，站立着一个数量庞大的浙商集团。每年都会带着数千亿的投资涌进安徽、江西等省份，把“浙江经济”变成了“浙江人经济”。

　　“这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在东部，浙江是资源短缺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同时浙江民营经济又最有活力、发展最好，民间资本殷实，产业和资金对外转移意愿强。”南京市建委研究室主任陆玉龙向《决策》分析道，“安徽等地，由于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与地缘关系，自然成为浙商首选的产业与资金转移目的地。”相关数据显示，目前转移到安徽的浙商已达40多万人，浙企超过1300家，浙资逾1000亿元。

　　这种转移的结果是，安徽等泛长三角地区与长三角的产业关联度迅速提高。

　　据相关调查显示，毗邻长三角的某市，有近三成的企业，其原材料供应与生产线配置是在长三角实现的；半数以上的企业表示同行业中主要企业基本分布在长三角；近60%的企业表示与其有业务联系的上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近70%的企业表示与其有业务联系的下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

　　显然，对于浙商来说，泛长三角虽然无其“名”，但早已有其“实”。而这种民间的经济力量不仅在长三角内部形成扩散效应，加强了泛长三角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为泛长三角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还反作用于政府，推动政府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与之相呼应。

　　仅就安徽与浙江两省而言，由于两省之间的日益强化的经济联系，从2002年到2005年，两省党政代表团多次互访，分别在合肥与杭州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活动。

　　2002年两省政府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两省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两省经协办签订了《关于建立浙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联合协调会议制度的协议》。到了2005年，两省政府更是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战略合作的协议》及5个专项协议，亦称之为“1+5”合作协议。“1”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战略合作的协议，“5”就是能源、交通、农业、旅游、科技专题合作协议。

　　此外，两省政府还签署了《关于建立皖浙经济技术合作工作机制的协议》，分别成立了联络组、能源组、农业组、交通组、旅游组、科技组、中小企业组等7个工作小组，初步建立了皖浙两省间合作工作的长效机制。这一切均在事实上孕育着泛长三角的雏形。

　　长三角的国家使命

　　不管是对上海责任的追问，还是对浙商力量的期待，背后都是同一个命题：长三角的使命。

　　2004年11月，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在北京低调成立，“十一五 ”规划确定的长三角区域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自此，长三角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既然成为国家战略，那就负有国家使命。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目标来描述这一使命，那就是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但这只是目标，并非目的。“长三角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成为江浙沪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进而通过长三角的率先发展实现拉动周边地区的进步，甚至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相关专家向《决策》分析道，这背后的现实是中国经济过去是沿江自上而下走，现在则要自下而上走，“中国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设上海在内的长三角，现在也是长三角自下向上走的时候了”。

　　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只有长三角承担起自身的国家使命，才能带动长江流域，“到那时，东部有上海，中部地区有长株潭、武汉城市圈，再加上西部的成渝，中国的‘金腰带’就硬了，这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都是好事。”王泠一向《决策》如此描绘一个美好的图景。“这即是说长三角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经济边界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经济龙头的概念。”王泠一直言道。

　　但是，“如果仍然是按照原先的小长三角16个城市，已经不能起到带动长江流域沿江发展的国家战略的使命。”沈玉芳告诉《决策》，“温家宝到上海来也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从更长远的未来出发，即便是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也已不足以承担起长三角发展的国家使命。”相关专家断言。

　　对此，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等相关专家的建议是，要实现长三角的国家使命，“一方面是长三角自身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将与长三角具有经济联系的地区纳入进来，扩展长三角腹地，达到扩大效应。提升长三角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是区域一体化，一体化的必然结果是泛长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