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三十年(14)李佐军

　　中国三十年改革实践离不开理论，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改革实践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理论的“奴隶”。

　　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碰撞和融合中，又不断产生了一些解释和指导改革实践的新理论。但总的说来，至今尚未形成能很好解释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完整理论，特别是没有形成能较好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理论。

　　下面我们来简单评说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所有制理论、比较体制理论和短缺经济学、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凯恩斯理论等)、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经济学、宪政经济学、寻租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

　　所有制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所有制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比较不同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首先碰到的就是所有制问题，因此在中国改革初期一些具有深厚政治经济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就自然而然地拿起所有制理论来对改革实践进行解释和指导。这一理论对指导早期的个体户、乡镇企业、农村合作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贡献。但它过于粗糙，不能对所有制内部的产权结构等进行剖析，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改革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小。

　　比较体制理论和短缺经济学融合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运用两大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不同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从决策结构、信息结构、激励结构等多方面得出了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结论。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通过“短缺”、“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等词汇，有力地揭示了计划体制的弊端和缺陷。后来的比较制度理论更是对市场体制内部的不同制度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这些理论对中国形成市场化改革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它们过于关注体制的经济内容。

　　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凯恩斯理论等)处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西方经济学通过运用一整套概念和分析工具，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价格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如何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改革思路和方案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企业改革＋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整体推进改革思路就源于这一理论。但这些理论没有引导人们将改革理论的微观基础追溯到“个体人”身上，过分强调以企业为微观分析主体。

　　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等重要分析概念，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历史动态分析和现实现象解释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体制转轨和制度变革分析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体制改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一批五十岁左右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就是在学习和运用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体制改革而成长起来的。但这些理论过分强调了产权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平等交易权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经济学、宪政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寻租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可大致归于一大类，主要研究主体行为、公共选择及其约束条件等。它们将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从资源优化配置转移到行为选择，强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个体人微观基础，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新空间，架起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桥梁。这些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理论研究和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体制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各种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些理论概念过滥，视角过多，相互交叉，没有很好地整合起来，不利于统一解释和指导改革实践。

　　总之，各种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现有理论过于零散，不能满足指导中国未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需要，理论创新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