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地区交通综合改造工程正在进行，由此引发的思考持续发酵。

　　“可现在国内的许多城市，还是在迎合汽车的需要。”这位人士说，“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中国城市面临的，不是旧城改造，而是新城改造。”

　　城市被汽车“绑架”

　　“波士顿大开挖”中国重演

　　在上海外滩上演的这出城市戏剧堪称美国波士顿大开挖工程(TheBigDig)的中国翻版，波士顿从1991年开始，用了15年时间，耗资146亿美元，把1959年在滨海地区建成的13公里长的高架中央干道彻底拆除，将过境交通引入地下隧道，恢复地面步行系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现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JeffreyL.Soule)说。

　　“在一场反对街道的圣战中，它们将行人向上布置在高架高速公路，向下布置在地下中央大厅，或布置在密闭的中厅与走廊内。它们将行人布置在任何地方，但却惟独不将他们布置在街道上。”规划学者威廉H怀特对美国城市中“空洞无物”的市中心发表激烈的批评，这样的市中心正是迎合汽车需要的结果。

　　即使是这样的迎合也满足不了汽车的胃口。波士顿中央干道刚投入使用时，日均通行量为7.5万车次，后来通行量增长2倍多，成为美国最拥挤的高速路，事故发生率是全美州际高速路平均水平的4倍。

　　“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车，1950年代的时候每家只有一辆车，现在每家有好几辆了。”曾主持波士顿大开挖工程的马修阿莫约罗坦言。

　　二战后，汽车驶入家庭使美国的城市脱胎换骨，为汽车而建的城市以极低的密度在大地上蔓延。

　　城市的郊区化使美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在几十年内下降了3倍，并造成对汽车和能源的空前依赖。因城市人口密度低，美国的汽车使用率是西欧国家的3倍以上，人均能源消耗高出1倍以上。

　　在这样的城市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3～5倍；大量的人口迁往郊区，使得市中心成为老年人和穷人的“地狱”；美国人因过度依赖私人轿车导致身体超重引发各类疾病，每年因此要花掉医疗保险资金5000亿美元。

　　汽车开始与人争食。为应对日趋紧张的能源供应，200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签署新能源法案鼓励大幅增加生物能源的使用量。2005～2006年度，美国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的玉米为4000多万吨，2007～2008年度升至8000多万吨。

　　欧盟也计划到2010年使成员国使用生物燃料的车辆比例提高到5.75%，以减少碳排放量。

　　国际粮食价格对此作出了反应。2007年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大米平均价格同比分别上升58.2%、44.4%、45.9%、6.2%，所有大宗粮食的价格均创10年新高。

　　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坚决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扩张，违规在建项目必须停建。

　　城市骨架已然散开

　　“明智增长”犹未晚也

　　“美国的这种过度郊区化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正在日益影响我国的年轻一代。”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撰文警告，“伴随机动化和开发园区的遍地开花，‘中国式的郊区化’和低密度的城郊居住模式正在大规模地蔓延。这种错误的倾向一旦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对地少人多、水资源和能源都相对稀缺的我国将是巨大的灾难。”

　　支持仇保兴作出这一判断的是：中国人均耕地仅为美国的1/15；中国以仅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中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分别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进口油气的比例逐年上升，能源消耗已事关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1950年代的美国颇为相似——城镇化与机动化同步发展。

　　“美国的土地资源比我们多十几倍，54%的土地可以开垦作为耕地(我们只有15%)，水资源、矿产资源比我们多十几倍，它对郊区蔓延都承受不了，我们就更承受不了。”仇保兴指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假如我们在今天高速城镇化阶段缺乏强有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作为调控手段，那么我国有可能会出现比美国更危险的郊区化。如果机动化的浪潮推动这种郊区化在我国发生，所带来的环境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将会比美国高得多，这对于人多地少、资源分布极端不均衡的中国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为使城市不再被汽车“绑架”，美国规划协会1995年提出“明智增长”(SmartGrowth)的策略。所谓“明智增长”，就是不要在城市建设中干错事和傻事，其原则包括：城市的发展应尽可能利用现有基础设施，保持与周边地区的有机联系，避免“蛙跳式”前进；鼓励土地综合利用，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方便，采用小街区、高密度的空间模式，以利居民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

　　可对于已铸成大错的郊区型城市来说，“明智增长”的药方实在是开得太晚，城市的骨架一旦散开就很难再收拢。

　　刘易斯·芒福德早已预料到这样的结局，50年前，为反对将高速公路修到市中心区，这位美国规划界的思想家成为了一名斗士，最后只能无奈地讥笑苜蓿花(形容有四个匝道的立交桥)堪称美国的国花。

　　“我们城市的存在不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而是为了人的安全与文明。”他为城市作出的辩白当年如同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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