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现代化＝高楼林立　改造＝拆迁

　　新快报记者　陈志杰　何姗　摄影　夏世炎　实习生　刘竞宇

　　深读指引

　　上世纪末广州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毁灭性破坏虽无可挽回，但其教训却值得今人汲取，一些错误的观念亟待纠正。现代化等于高楼林立，旧城改造等于大拆大建，这一观念的误区是导致“建设性”破坏的根本原因。一些地方官员更为追求政绩，追求商业利益，随意迁就开发商，改变规划，导致开发失控。城市历史文化被毁，历史文脉被割断，城市文化个性丧失，城市面貌雷同，是中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命运。

　　通过“中调”加快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广州，能否走出这一现代化误区？

　　2007年9月7日，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昔日助手吴良镛又一次和广州的市长在会议桌上碰面。

　　这天，广州市长张广宁主持新一轮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包括“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峙等众多城市规划名家云集广州。七年之前，专家学者也曾围坐在市长林树森的身边，帮助广州确立“拉开格局，建设新区，保护名城”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思路的转变，其实是一段20年弯路的轮回。

　　“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广州第一个总体规划，确立广州市城市建设方针以新区开发为主，旧城以保护性改造为辅。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到1996年，整个城市建设的思路走了大弯路。”广州市政协常委、原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施红平说。

　　李立勋是中山大学规划研究院院长，他参与了广州发展战略研究。李说：“2000年以后，番禺、花都建区，广州发展空间扩大，跳出去开发新区，减轻了旧城改造的压力，暂时不作大的改造，逐步把旧城人口、传统产业疏散到新区。”

　　但是，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已无可挽回。

　　现代化误区：大建高楼高架路

　　“由于社会对现代化片面的理解，总有一部分人认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才是城市繁荣的形象。”2007年，在提交给政府的广州发展战略检讨中，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评论道。

　　据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介绍，广州历史上以越秀山、北京路、天字码头为中轴线，行政中心沿中轴线两边摆布。民国时期，广州推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形成了从越秀山镇海楼、中山纪念碑，经山下中山纪念堂、市人大大楼、市府大楼、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起义路直至珠江、海珠桥的近代中轴线，山水相连八公里，古城被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形成“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社区人文风貌。

　　而有从越秀山拍摄的照片显示，中轴线上雄伟的中山纪念堂，也已被包围在高楼之中，早已无法从山头直望江边。

　　袁和他的学生对广州的传统中轴线进行了现状情况和规划设计分析比较。他们发现，规划和实际情况存在明显差别，特别是轴线的下半部分，从人民公园开始经过北京路商业区部分——规划没有很好起到对现代高楼的控制，城市肌理没有按照规划的形式延续，旧城改造也突破了原有规划的建筑体量。

　　袁奇峰分析，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旧城更新重开发、轻控制保护的现象还是存在，一味建高楼，以汽车为中心设计的宽敞道路、立交桥、高架路的大规模建设破坏了旧城原有结构形态，导致了广州旧城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设力度超出旧城可以承受的范围，最终造成广州旧城缺乏一个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有的环境尺度，城市生活空间逐渐丧失人性化。

　　而司徒尚纪则感叹：“城市要有不同时代历史文化做代表，要有新旧的传承。把老房全都变成天河区的新房子，哪里还是历史文化名城呀？那样的广州哪里能支撑住两千年古城的历史地位？中信大厦是现代广州高层建筑的代表，但它代替不了广州的历史。”

　　实际上，有一个真理往往被人们忽视，那就是旧城改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先破坏，然后建高楼。著名古建筑专家邓其生认为，“某些经济利益必须服从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需要。”

　　旧城改造模式仍是市场主导

　　恩宁路改造没规划就招商

　　对现代化建设的误区，再加上开发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控制不力，使旧城破坏雪上加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政府大肆引入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片面学香港，政府迁就开发商利益随意改变规划，不断给开发商划拨出用地“红线”，城市改造被等于拆迁，城市风貌因此丧失。

　　1980年代，保存有太保庙等大量宗教建筑的金花街被列为广州市第一批旧城改造的试点，大拆大迁大建，连片改造，街道全部拆除重建，以至现在再也找不到过去的记忆，城区形象完全变了样，原来街巷的那种空间尺度和邻里的亲近感、随意感以及极具岭南风格的街区文化已不复存在了。

　　袁奇峰总结关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的困境时认为，广州现行的旧城更新改造模式仍然是市场占主导，政府对改造开发的控制不力造成了建设呈现某种程度上的失控，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建筑环境受到破坏。

　　20年后的今天，情况仍不能让人乐观——

　　荔湾区政府率先跑到香港招商参与恩宁路改造，而规划根本就没有获得市规划局的批准。

　　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表示：“恩宁路这个事情做得有点太急。规划还没有确认，没有获得法定的认可，怎么就跑去招商了呢？这个事情首先要在规划上确定，确定规划条件再招商。”

　　李立勋解释，某个街区的改造，要根据城市整体方案做细化，恩宁路应该是没做细化。

　　而李还特别提醒：“我看最好不要有像北京路那样的念头了。那样就涉及到历史保护和市场的矛盾。”

　　官员追求政绩追求利益

　　市长市场说了算致规划落空

　　为什么广州早有关于旧城保护的规划，却没有得到落实与执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很多时候，还是市长、市场说了算。”

　　“历史文化保护最关键之处在于，往往保护规划做好了，但是要执行规划坚持规划，却由于各种干扰，不能完全按照规划管理实施，或者找找关系就把规划给改了。”

　　施红平的结论来自他的亲身经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广州就编制了点线面的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体系，多年来也不断编制老城区保护性规划，如近代传统民居保护区规划、骑楼街保护规划、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规划等。而这些规划的执行往往打了折扣。东山梅花村，民国期间兴建有南洋花园别墅，形成一个完整的传统民居区。规划部门早已经把梅花村列入保护范围。但在1990年代中期，住在梅花村机关大院的人员希望拆了小洋楼建高楼，不断使出各种办法逼使规划局修改规划，同意改建，最终批出“红线”。到如今，梅花村就只拆剩一座陈济棠公馆。“历史文化保护特别有赖于政府、领导的支持，而且必须‘定性’，定下来做事的决心。往往有些领导为了追求政绩，为了追求某些单位的利益，甚至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会不惜一切去破坏历史文化，认为那些东西不值钱，阻碍了他，以致做出蠢事傻事错事。”施红平评论道。

　　历史文化名城80%以上名不副实

　　市长应为第一责任人

　　而其实更可怕的事情来自于政治正确背后的知行分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保护生态环境一样，在上个世纪就属于政治正确，官员们再也不敢公开否定。

　　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下，完美的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往往成为废纸一张。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官员不断阐发保护文化的理念，而文化破坏依旧。

　　2006年9月，“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在南京举行，53位中外名城市长、市长代表郑重签署了一份《南京宣言》。

　　中外市长呼吁，把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代代相传，致力于丰富城市个性，寻求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动态平衡。

　　2004年4月，在历史文化名城市长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50位参加学习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分管副市长联名发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倡议书：“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起主导作用，市长应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但现实却是：由于忽视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脉割裂，城市面貌雷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却没有一个较大城市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专家更具体指出：“历史文化名城80%以上名不副实。”

　　对于这样的困局，施红平也很是无奈：“往往新一届政府上来，城市建设上都会有大动作，这无可非议。但是当设想涉及到城市历史文化的时候，是不是尊重历史，尊重祖先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就跟领导者的文化素养有非常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