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下半年，重庆正式开始修地铁，断断续续到1971年才全面停工

　　故事导读

　　小什字至两路口地铁隧道将于明年春节贯通，重庆60年的地铁梦快实现了。

　　然而，自1958年后的十多年里，重庆一大批人投身于地铁建设，最多时上千之众。设备简陋、资金匮乏，还经历着政治运动……工程队几易其名，工人一度靠打石头为生，但他们仍以空前的热情，建成了渝中半岛庞大的地下隧道网。

　　如此宏大的工程因何而起？为何没架一条铁轨就停止了？记者近日走访了十多位当年工程的负责人、电工、掘进工，他们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重庆地铁建设史。

　　1958年下半年

　　重庆正式上马地铁

　　初衷为了运水泥，“以地铁救交通”。

　　汽车不多，街上拥堵着平板车；码头繁忙，大多靠肩挑背扛……现年86岁的渝中区交通局退休干部王子厚，谈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重庆交通，用“混乱”、“低效”两个词概括。

　　王子厚回忆，当时贺龙到重庆视察，从南岸区坐轮渡到由他监管的储奇门码头，见大量工人挥汗如雨地装卸，进度却十分缓慢，街上到处都是肩挑背扛的力夫，当即被震撼。有效解决重庆交通成了当时各级政府面对的问题。

　　1958年，南岸一大型水泥厂要运大批水泥到菜园坝火车站。然而，当水泥从南岸用轮渡运到储奇门码头后，从储奇门到菜园坝只能靠人挑。相关单位就此出资在储奇门到菜园坝间，修建了一条轻便铁道，计划水泥在储奇门码头装车后，再用电力机车运到菜园坝。岂料，轨道修好后，因后续资金出现问题，机车运送未能实现。随后人们就像煤厂运煤一样，将水泥装进三节小车厢，再通过铁轨用人力运送。此举，虽没机车效果好，但效率还是提高了。如果把市中区(现渝中区)的防空洞贯通，铺上铁轨，不就解决了交通问题了吗？王子厚说，当时，有人提出这个方案，立即引起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岳林(主管交通)等多位领导高度重视。

　　但资金是个难题。王子厚说，正当各级领导为资金问题焦头烂额时，中央恰巧给重庆拨款1000万元，用于建设重庆的码头。相关领导决定挪资20万元修建地铁。很快，地铁工程落实到市中区政府，区政府再将它落实到区交通局。时任区交通局基建股股长的王子厚，作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负责监管。随后，一支由300多名搬运工组成的工程队成立，挂名为“重庆市中区地下铁道工程队”，队长由转业军人谢新亮担任。

　　1958年下半年，首条重庆地铁工程正式上马——先后对部分防空洞进行拓宽、加固，并新挖从十八梯到临江门的地下隧道。

　　正当工人们热火朝天修建时，拨款给重庆修建码头的银行，发现资金被挪用，随即冻结了这一工程的资金。王子厚及有关领导写了数份检讨，虽未被追责，但工程在进行了一年多后被迫叫停。

　　但是，因当时多位领导对“地铁救交通”仍报有极大信心，工程队并未真正解散，而是让市中区交通局给他们发工资，以希望筹到资金后再修。因此，工程仍在小范围内断断续续进行。期间，工程队还将打出的石头，卖给修公路的工地，以缓解区交通局的财政压力。这样维持两年后，区交通局实在无力负担。在市政府建议下，工程队被划入市搬运、装卸公司基建队。至此，重庆首个地铁工程宣告失败。

　　1965年

　　重庆千人修地铁

　　当时，地铁工人被视为英雄，人们热情高涨

　　虽然首战失败，但上至领导下至市民，“地铁梦”并未破灭。1965年，重庆地铁史终于翻开了崭新一页。

　　当时市中区筹到200多万元，后经市、区领导商议，从中拿出100多万，再次修建。至此，地铁工程再次上马，规模较之前大几倍——成立了重庆市中区地下铁道工程处，处长由时任市中区交通局局长的王世槐兼任，王子厚负责施工，王定成负责人事。工程处共分4个工程队，共有1000多人，人员由原地下铁道工程队、社区劳动力、学工等组成。

　　“我们当时的干劲非常大，简直就是疯狂！”晏洪明，66岁，渝中区交通局劳动安全科退休人员，当时是工程处的电工。他说，工程多点同时动工，每天24小时不间断开挖。当时设备十分落后，安全帽是用藤编的；脚手架是木制的，走在上面摇摇晃晃；风钻靠人扛，一个班下来，人仿佛被震散了架；通风设备差，整个工作面弥漫着灰尘，能见度极低，下班后，工人的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楚。“记得，有个班一个工作日掘进了2.2米，工程处还专门召开大会进行表彰。”晏洪明说。

　　重庆安达运输公司退休员工赵大禄更是记忆深刻。他当时是工程处电工。他称，那时，人们根本没有迟到、早退的概念，甚至上一班如果没按时出场，延误了下一班进场，还要受到批评。人们成天琢磨的也是如何多挖一些。一次，他所在的班为抢进度，在临近下班时装填火药放炮。炮工见下班工友已陆续到场，一时心慌少数了一炮。当他与炮工前去查看时，最后一炮爆炸，炮工被飞石砸成重伤，造成双眼失明。

　　“人们啷个不卖命嘛，当时的地铁工人被看成是英雄！”杨代乐，59岁，重庆安达运输公司员工。他说，当年，他投身地铁建设时17岁。在那个讲出生的年代，身为资产阶级后代的他没少受欺负。后得知地铁工程处招人，只知莫斯科有地铁的他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天没亮就去排队报名，能成为重庆地铁的工人，不但不再受人欺负，更被人认为是“时代英雄”。最终，他凭着当时少有的高学历——高中文凭，被录取。“后来，我母亲逢人就说‘我儿子是修地铁’的，我走在街上腰板挺得直直的。那种荣誉感不言而喻。”杨代乐说。

　　重庆童鞋厂退休员工康文媛至今还清楚记得：资产阶级出生的她同样是因文化程度高被招录进地铁工程处，负责开柴油机，为钻洞提供动力。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她经常深夜一个人守着一台机器。一次，师傅带着一个朋友到工地来耍，这人是一名转业军人，在一大商场上班。对方见到开柴油机的康文媛后非常生气，抱怨说：“一个女娃儿都可以来，我申请来，他们竟不要！”言语中，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情。

　　1966年下半年

　　工程再一次瘫痪

　　工程的大批负责人，先后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

　　然而，历史仿佛有意跟重庆地铁作对，正当建设者们上下一心修建时，它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196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了渝中半岛的地下隧道网：千厮门、望龙门、中华路、十八梯、兴隆街、枣子岚桠、燕喜洞部分贯通。“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作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工程，“风暴”很快吹到隧道里的每位建设者身上。

　　王子厚回忆，当时，工程的大批负责人先后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随后，不知从哪里传出一句话：这个工程未上报中央，中央也没拨款，因此是走资派修的黑工程。如此大的“罪名”，那还得了！顿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整个工地。工程再一次瘫痪了，一些工程资料也被当成“黑资料”焚毁。

　　1971年

　　地铁建设全面停工

　　建设者曾进京争取，最终由于缺少资金，工程处解散。

　　看着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地铁人心在滴血。可在那特殊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但“天不怕地不怕”的王子厚却不甘心。

　　1967年10月，王子厚终于说通了两名“造反派”，陪他一同进京，汇报情况。

　　王子厚回忆，他们首先找到铁道部。工作人员耐心、热情接待了他们，但回复“我们不清楚，没办法”。随后，王子厚又找到交通部，终于得到“不是走资派”、“抓革命要不忘生产”的批复。

　　正当王子厚兴高采烈拿着批复回到重庆时，工程处的人员已有部分被划到市隧道工程队，还有部分人员回到了原单位。“尚方宝剑”在手的王子厚多方努力，也只招回了200多人。在排除了人为破坏后，地铁工程再次动工，但元气已大伤。

　　接着，又一个难题出现在建设者面前——钱。王子厚说，工程队将原来的100万用完后，虽多次向市、区领导汇报，但得到的答复只有一个——“没钱”。工程处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建设者们灵机一动，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办了一个搬运、起重队，边挣钱边修地铁，搞起“生产自救”。

　　因修地铁的费用较高，他们挣的钱仅够发员工工资，工程断断续续，进度缓慢。

　　1971年，工程处被迫停工解散，修建的隧道交给人防部门，人员返回原单位。至此，那一代人轰轰烈烈的重庆地铁梦破灭，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惋惜和记忆。

　　如今，当年年轻力壮的地铁建设者，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中有的已去世，有的已出国，有的已无法联系……但凡记者联系上的人，无不对当年的往事记忆犹新，对重庆地铁的热情非一般人能比。很多人希望，待重庆地铁通车那天，他们能坐上地铁，亲身体验一番，以弥补几十年的遗憾。

　　(老地铁建设者：王子厚、王定成、伍邦文、杨代乐、晏洪明、康文媛、王华芳、文兆龙、周振馨、陈麒麟、赵大禄等，对本文提供了帮助。特此感谢！)

　　本报记者 韩毅/文 张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