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

　　老城区的整治，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以居民为主体，通过社区互助的“自我修缮”的方式来实施，将“旧城区改建”从拆迁模式下的行政关系转变为修缮模式下的民事关系。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在建设中大拆大建，自然资源、文化遗产面临严重破坏。10月28日出台的《城乡规划法》在如何保护自然资源，体现文化特色方面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据新华社报道)

　　对比忽略遗产保护的旧《城市规划法》，新《城乡规划法》在突出城乡一体规划的同时，强调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可谓是规划立法的长足进步。但要落实上述保护理念，首先应终止将文化遗产碾为瓦砾的“旧城改造”模式。

　　因此，笔者特别关注该法第31条的解读：“旧城区的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合理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有计划地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改建。”

　　咬文嚼字一番，在“保”字之外依然出现了“拆”字，即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应当“改建”。可是，要行之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就必须将“旧城区改建”中旧的“拆迁”模式转变为以“修缮”为基础的渐进模式，使之成为朝向住房“改善”、社区“整治”、老城“复兴”的“都市再生”的过程。

　　这些“概念之争”的背后，乃是市场经济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若继续将“旧城区改建”条款与现行《土地管理法》第58条对接(即在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也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将“旧城区改建”作为征收公民不动产的理由，不仅有悖物权保护的市场经济原则，更难根除为房地产开道而大肆拆除历史街区的现象。

　　因此，以物权的精神重新界定行政权力在“旧城区改建”中的角色势在必行。该法第31条并没有规定“改建”的实施主体，若具体分析之，消除“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自然是公权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而要解决“危房”问题，则并非只有借助行政力量“确定拆迁和建设规模”的唯一途径来解决。老城区多为私人房产，虽有一些危房，但更有许多老而不危的旧房，即使是“危房集中”的老街区，也绝非全部危朽不堪，无法整治。

　　就在今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提出“对可整治的旧住宅区要力戒大拆大建。要以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为宗旨，遵循政府组织、居民参与的原则，积极进行房屋维修养护、配套设施完善、环境整治和建筑节能改造。”

　　可见，老城区的整治，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以居民为主体，通过社区互助的“自我修缮”的方式来实施，将“旧城区改建”从拆迁模式下的行政关系转变为修缮模式下的民事关系。2005年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已提出“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如何落实尚成问题。

　　让居民成为老宅保护的主体，实现传统街区的复兴，只能靠这种“保”而非“拆”的机制。保住社区自我生长的机理，从而也就真正保住了古城的细胞和生命。

　　□姚远(北京 学者)